智』，董仲舒扩充为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』，表示这五项是所有儒家学子，学习经文的士族弟子的最基础的日常行为标准，表示『无常』是儒家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很可惜，这个所谓的『最基础』，『最起码』的道德准则啊……

        儒家子弟，学习经文的这些人，口口声声将『五常』封为座右铭，作为人生格言的学子成为了官吏之后，往往跟随着不是脑袋走，而是跟着屁股动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问题若是成为了『常态』，甚至是连统治阶级都认可的『常态』，那就有意思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谁都知道，人的脑袋不能长在屁股上，可是当这些由屁股决定脑袋的，这些把持着朝堂喉舌的，平日里面道貌岸然的，实际上跟着屁股跑的官吏，其所做所为，常常会令人扼腕而叹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斐潜觉得，如果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，在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诉诸利益是胜过诉诸道德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有时候，讲利益也不一定有好效果。

        宋朝是最为典型的『与士大夫共天下』，就连皇帝都亲口这么说，也是这么做的，皇族是真的分享利益给官员士大夫阶层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宋代的士大夫阶层维护宋朝统治，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。

        姑且暂时不论这样的宋代政治制度究竟好不好，但是当宋代灭亡的时候，并非所有人都对于这种『共同利益』表示认可，在对于对宋理宗、宋度宗两朝的328名进士在入元后的去向做了统计，自宋蒙战争爆发以后殉节者有71人，占21.65%；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，占53.05%；归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，占25.3%。

        说明即便是整天宣讲，也确实做到了利益共同体，实际上的效果依旧是一般，愿意站出来抵抗的宋代士大夫，其实也没有超过四分之一，甚至大多数的人是选择高高挂起，表示于某无关。

        到了明朝的时候，更加糟糕。

        明朝则是尽量把权利收归皇族藩王，对于官吏的要求，一开始就拔得很高，对于贪官的惩罚制度也非常的严厉，并且朝堂上下都推崇道德，尤其是官吏的品德，要求官员们在俸禄很低的情况下要克己奉公，甘于贫苦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效果呢？

        想一想都知道，明代这样的要求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怎么可能做得到？

        不适当的把道德标准定在大多数人达不到的水平上，只能导致伪君子遍地，反而会降低实际的道德水平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个社会如果宣扬的是利他主义，实行的也是利他主义，那是最好的社会。